科舉史上最難的考試

趙孟頫《前赤壁賦》卷首蘇軾畫像。

【資料圖】

一、

說到科舉史上難度最大的考試，人們往往會想到隋代的秀才科。在明清兩代，人們用“秀才”一詞，指稱經過考試進入府州縣學的生員，也即科舉考試最低等級的合格者。但在隋代，“秀才”卻是科舉的最高科目。據史籍記載，在整個隋代的三十年間，考中秀才者只有十多人。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考試難度極大，令人望而生畏。試看杜正玄的應試經歷：

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仆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馀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圣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并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北史》卷二六）

細讀此段文字，令人啼笑皆非。是年，海內僅有杜正玄一人應“秀才”科，而且“試策高第”，可見他才學過人，朝廷自應重視才對。可是主管部門將杜正玄的對策呈交主持朝政的尚書左仆射楊素，后者竟勃然大怒，一眼未看，就將其策擲地，還要追究刺史“妄舉”舉子的過失，降低刺史的考核等第。“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之語最為可笑，連周公、孔子都不能考中，設置這樣的科目意義何在？更荒謬的是，等到“選期將盡”，應其他科目的舉子都已銓注結束，杜正玄卻還在苦苦等待。主管部門再次向楊素報告，楊素為了刁難杜正玄，竟親手出題，讓后者在不足一天的時間內，寫出五篇模擬古人名作的文章。于此可見，隋代的科舉根本沒有嚴格的制度規定，主事權臣妒賢嫉能，出題則隨心所欲，一意刁難，難怪科舉未為隋朝網羅到什么人才，以至于兩代即亡。

隋祚短促，唐承隋制，包括科舉在內的各項制度，多為唐朝沿襲，秀才科也是如此。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便詔令將秀才與明經、俊士、進士諸科，同列為每年舉行的常科。其中秀才科對舉子的要求是“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逸者”，明顯難于明經與進士等科。太宗貞觀年間，更規定凡被推薦應秀才科而未得中者，處分其所在州之刺史，于是秀才科遂致無人敢應，漸趨廢絕。據《登科記考》記載，唐太宗貞觀朝的二十三年中，得中秀才科者僅有二十一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人。及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詔罷秀才科，以后不復設置。所以隋、唐兩代的秀才科，只是曇花一現的歷史現象。倒是楊素所出的難度極大的試題，成為科舉史上的著名事例。

蘇軾《寒食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館。（資料圖/圖）

二、

那么，到了科舉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還有沒有此類難度極高的考試呢？有的，那就是北宋的制科。制科也稱制舉，是相對于進士科等常科而言的，《宋史·選舉志二》：“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親策之。”制科的地位與難度均高于常科，故稱“大科”。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富弼“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后來富弼果然得中“茂才異等”科，仕至將相。無獨有偶，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蘇洵攜其二子于成都謁見知州張方平，張方平對才華出眾的蘇軾、蘇轍深為賞識，乃勸他們參加制科考試。張方平日后回憶說：

初，君（蘇洵）將游京師，過益州與仆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仆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后圖。”（《文安先生墓表》）

“鄉舉”即“鄉薦”，即由州縣薦舉參加進士考試。“六科”即制科，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下詔置制科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典墳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其數有六，故稱“六科”。張方平本人就曾兩度得中制科，第一次是景祐元年（1034）的茂材異等科，第二次是寶元元年（1038）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故對制科情有獨鐘，并勸說蘇軾兄弟不應進士試而直接參加制舉。然而蘇洵對二子的前途早就胸有成竹，仍然按部就班地先讓他們參加進士試。果然，蘇軾、蘇轍于嘉祐元年（1056）八月，在汴京應開封府試，二年（1057）正月、三月相繼參加省試與殿試，順利通過進士考試的三道關口，兄弟同時進士及第。此年省試的試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及雜策五首、詩一首；殿試之題是《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難度皆不甚大。蘇軾應試時尤其得心應手，其《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試官歐陽修及范鎮等人之激賞，終成傳誦千古的名文。

由于遭遇母喪，二蘇返蜀守喪，至嘉祐五年（1060）二月，方返回汴京。朝廷授蘇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轍河南府澠池縣主簿，二人俱不赴，住進城南比較僻靜的懷遠驛，專心準備參加制舉。他們得到禮部侍郎歐陽修與天章閣待制楊畋的支持，分別薦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也有史料稱二蘇所應乃“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不確）。按照朝廷的規定，二蘇各自呈交五十篇策論，由歐、楊上呈朝廷，經審核合格，方能參加正式考試即“閣試”。二蘇的策論都得到完整的保存，且曾單行于世，分別稱為《東坡應詔集》和《欒城應詔集》。前者在今本《蘇軾文集》中已經散亂，但原文俱在。后者則仍以《欒城應詔集》之名，存于今本《欒城集》，一覽即知。這一百篇策論，是二蘇在懷遠驛中精心撰寫編纂的學術著作，它們體現出兩位青年才俊過人的學識與才華，故而得到朝中大臣的普遍激賞（王安石除外）。這些策論號稱“賢良進卷”，它們不是在考場中限時交卷的命題作文，似乎難度不大，其實更能體現舉子的真才實學，故更受后人的重視。?

三、

難度極大的是二蘇參加的那場“閣試”。“閣”指秘閣，即北宋的皇家藏書處。由于應制舉者人數較少，得以將考試地點設于閣中。但是主考官并不由秘閣人員充任，而由朝廷另外委派大臣。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閣試舉行。考官共有四人：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權御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相傳，本年想應制舉的士子原有三十多人，但是“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于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濟南先生師友談記》）。“韓公”即韓琦，正是非常欣賞蘇軾兄弟的當朝宰相。據《宋會要》記載，此前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共有十八人應制舉，經“閣試”合格者，僅趙彥若一人，而趙又在隨后的殿試中被黜，故是年無人中舉，其后四年間亦無人應制舉。直至嘉祐二年（1057），方有夏噩一人中等。嘉祐四年（1059），又有陳舜俞、錢藻二人中等。既然每次制舉所取者不過一二人，本年又有名噪一時的二蘇應舉，如果韓琦之語屬實，則其他舉子知難而退，就是情理中事。《宋會要》中記載說“奎等上王介、蘇軾、蘇轍論各六首”，可知此次閣試合格者共有三人。至于是否有參加閣試而不合格者，則不得而知。

明崇禎四年刊蘇軾文集。（資料圖/圖）

閣試的試題是六篇論，人稱“閣試六論”。此年的試題是：《王者不治夷狄論》《劉愷丁鴻孰賢論》《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形勢不如德論》《禮以養人為本論》《既醉備五福論》。六道題的題面分別出于《公羊傳》隱公二年何休注、《后漢書》劉、丁本傳、《論語·子路》樊遲學稼章包咸注、《史記》吳起傳贊、《漢書·禮樂志》、《毛詩·生民》既醉章疏。其中一、三、六題屬經，二、四、五題屬史。值得注意的是，涉經的三題其實都是出于經書的注疏。閣試的基本要求是考生要熟記經史典籍，包括相關的注疏，否則無從著手。

從表面上看，“閣試”考的是死記硬背，只要將典籍熟讀成誦，即可過關。而隋代的秀才試考查的是舉子的實際寫作能力，更加需要臨場發揮的才華。相比之下，似乎后者的難度更大。其實不然。試看史載隋代開皇九年的那次秀才試，題目是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圣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前四篇范文皆是入選《文選》的名篇，《白鸚鵡賦》雖然未入《文選》，但作者顏延之是《文選》中的卓然大家，其作品入選《文選》者多達二十二篇（《五君詠》五首計作一首），凡是重視《文選》者，當然會連類而及，進而重視顏延之的其他作品。研究《文選》的“文選學”雖然興起于隋、唐之際，但作為寫作范本的《文選》早就風行于世，楊素臨時出五道題目，竟有四道出于《文選》，可見他平時對《文選》爛熟于胸。相傳唐人李白“三擬《文選》”，那正是隋、唐間文士的普遍做法。不難推測，在杜正倫應舉撰文之前，他多半已經寫過類似的擬作，從而駕輕就熟，如有宿構。

北宋的“閣試六論”則不同，因為命題的范圍廣及群書，絕非《文選》一書可比。誠如王安國在《舉士》一文中所言，“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后能應有司之問。”《宋會要》記載南宋高宗朝閣試的具體規定是：“閣試一場，論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成，差楷書祗應。題目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內出，內一篇暗數，一篇明數。”下文又解釋說：“如紹圣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歡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云。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所引不盡（編者注：上下引文不全）為粗。《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雖然所記乃南宋初年的情況，但全是沿襲北宋舊制。何謂明數、暗數，后人解說紛歧，近人聶崇岐《宋代制舉考略》中所云最稱愜當：“蓋直引書之一二句，或稍變換句之一二字為題者為明數。顛倒書之句讀，竄伏首尾而為題者為暗數。”總之，“閣試”的出題者千方百計增加試題的難度，以致舉子莫不視為畏途。但是對于二蘇，這些難點全都迎刃而解。試看三道出于注疏的題目：《王者不治夷狄論》，二蘇論中都引用何休之注。《禮義信足以成德論》，二蘇論中皆引用包咸之注。《既醉備五福論》，蘇軾直引鄭玄箋語，蘇轍雖未明引鄭箋，但論中點明“五福”乃壽、富、安寧、好德、考終命，皆出鄭箋。在一天之內，完成難度極高的六論，而且議論精粹，文字暢達，可見二蘇飽讀經史，腹儲萬卷，區區記誦之難，不足為其障礙也。

明嘉靖二十年刊《欒城集》。（資料圖/圖）

四、

然而“閣試六論”并非制舉的最后一關，因為合格者還得參加皇帝親臨的“御試對策”。這場御試考查的不但是舉子的學識與才能，而且有政治的見解與品格。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在崇政殿舉行御試，仁宗親臨，考官有樞密副使胡宿、知制誥沈遘、翰林學士范鎮、知諫院司馬光、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五人，由胡宿起草《策問》，原題長達五百余字，先以仁宗本人的口氣稱“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戾”，然后縷述朝政在各方面的缺失，最后稱“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后害”。由于此年制舉的科目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故策問如此。

應該說，這是一道讓舉子左右為難的策問。假如對策空說道理、虛與委蛇，則不符合此科的要求。假如對策直言弊端、毫無隱諱，則難免觸犯皇帝與主考官的逆鱗。但是二蘇的對策均能引經據典，條分縷析，而且直面時弊，言無不盡。試看蘇軾的對策，不但直言“陛下未知勤也”，“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甚至基于策問中“利入已浚，浮費彌廣”之語，直斥朝政之弊：“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宮。后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

宋仁宗像。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再看蘇轍的對策，其直言無忌的程度比乃兄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直斥仁宗“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陛下惑于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而且列舉古代多位“沉湎于酒，荒耽于色”的失德之君（包括唐穆宗、唐恭宗）為反面例子來警告仁宗，且稱：“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陛下無謂好色于內而不害外事也！”御試結束，眾考官對蘇軾的對策皆無異言，定為三等。王介則定為四等。惟獨對于蘇轍，眾人意見不合。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

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于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

考官中司馬光力主蘇轍入三等，胡宿力主黜之，范鎮、蔡襄則主張降等取之。最后由仁宗決策，蘇轍遂入四等次。在眾位考官中，司馬光最看重蘇轍的“愛君憂國之心”，體現出這位“司馬文正公”的高風亮節。蔡襄身為“權三司使”，對蘇轍對策中“司會不敢爭”等涉及自身的譏評表示“愧之而不敢怨”，其態度可圈可點。應該承認，仁宗的態度也是可圈可點，其主張更是合情合理。本來此年制科的科目就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蘇轍的對策正是“直言極諫”之典范，如果以此為其過失而黜落之，難免遭到天下人的譏評，甚至在千年史冊中落下“引蛇出洞”之類的惡名。

宋仁宗曹皇后像。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五、

北宋制舉，本分五等取士，一、二等照例空缺，以三等為最高等，整個北宋獲三等者僅有二人。如按司馬光的意見，二蘇兄弟同入三等的話，那真是曠古未有的殊榮。即使蘇轍黜為第四等次，但兄弟二人同登制科，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了。因為制舉所取者，皆為萬中取一的優異之士，嘉祐六年制舉共取三人，整個仁宗朝，中制舉者也只有十五人。而四年前與二蘇同科進士登第者，多達388人，加上特奏名進士122人，總人數超過五百。難怪歐陽修當時即對友人稱：“蘇氏昆仲連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與焦殿丞千之》）也難怪在蘇軾心目中，得中制舉的榮耀，遠勝于進士及第。十一年后，與二蘇同中制舉的王介去世，蘇軾在挽詞中說：“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鹍。”十二年后，蘇軾對當年參加制舉御試的情景仍有真切的記憶：“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奉冉冉聞天香。”（《贈寫御容妙善師》）

宋仁宗不黜蘇轍，并非迫于輿論的違心之舉，而是真心實意地為國取才。據《宋史》卷二四二《曹皇后傳》記載，十八年之后，也即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下御史臺獄，曹皇太后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系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此事在《泊宅編》中有更生動的記載：

東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圣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后人，不亦可乎？”?

仁宗及其朝廷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科目取士，蘇軾兄弟則以“直言極諫”的方式應舉對策，朝廷與舉子的行為都堪稱名實相符。二蘇在古代政治史與文化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杰出人才，嘉祐六年的那場制舉堪稱宋代科舉史上的光輝記錄。如從考試的難度來看，則包括“賢良進卷”“閣試六論”與“御試對策”三個階段的北宋制舉，堪稱科舉史上最難的考試，只有蘇軾、蘇轍那樣的天縱英才，才可能勢如破竹，連闖三關。?

莫礪鋒

責編 劉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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