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首席法務官:只有建立起“保護先進”的制度,才能鼓勵真正的創新

2023-06-20 08:13:56 來源:雪球網

華為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在一次大會上分享了華為全球知識產權戰略,內容非常引人啟發。


【資料圖】

他說,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美國首先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鉆石的價格,然后歐洲就跟隨美國,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黃金的價格,而我們因為許多模糊的認識,就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蘿卜、白菜的價格,所以就知識產權的價格而言,當今的世界格局是:美國的專利是鉆石的價格,歐洲的專利是黃金的價格,而中國的專利是白菜、蘿卜的價格。

中國法院對一件侵權專利的平均判賠額是8-15萬人民幣,跟歐美有幾個數量級的差距。一件侵權專利平均8-15萬的賠償額意味著就連申請專利和聘請律師的成本都不夠,又如何能起到激勵創新者的作用?侵權代價太低的后果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侵權的作用,市場就會出現劣幣驅良幣的現象,如何能構建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這第一個目標?在中國,幾乎沒有企業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得收益,更別說世界定價權和話語權了。

很榮幸在這個周末跟大家做一個交流。以下從企業實踐和實戰的角度談一談對創新和知識產權這一主題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

第一,創新和知識產權從來都與企業本身是密切關聯的,企業所處行業、企業的發展階段、外部的競爭環境等等,因此,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一切安排都必須基于企業的整體經營目標5,所以說知識產權的結構設計、策略、投入等都要跟行業的競爭環境、企業的發展階段以及行業的特點密切關聯,架構設計是跟背景密切關聯的。在座的很多都是企業家,分布在不同的行業,不同行業的競爭環境、企業的發展階段以及企業的全球化的水準是不一樣的。雖然具體的方式不一樣,但從戰略高度需要重視創新和知識產權的精髓和實質是相通的。

第二,關于知識產權的兩個“生態系統”。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發展,創新和知識產權已不再局限在一家企業、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國家,它涉及到全球各個國家、各個行業,涉及到各國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權力,也涉及到產業、企業、個人等私人領域,必須得到更為廣泛的共識,各個因素相互協同,才可能構建起良性的生態系統,因此,這就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兩個生態系統,一個是全球生態系統,另一個是國家生態系統。往往我們僅僅從局部的觀點去看覺得好像是很正確的東西,如果放在一個更大的國家生態或者全球化生態下檢驗,結果卻證明是錯誤的;往往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可能我們找不到答案,但是站在全球化的更高層面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就豁然開朗;要想真正掌握這個問題的靈魂,我們一定要知道世界、知道歷史、知道全球競爭環境這個全球生態、還要了解立法、司法、行政、企業實踐、服務支撐這個國家生態,掌握這個問題的實質,談知識產權就必須用世界的眼光和兩個生態的全視角來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十分愿意將自己的實踐體會與各相關方分享的原因,也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

第三,人類發展知識產權制度大約在300多年以前,不到400年,是從歐洲開始興起的,發展到今天,已經經過了三個重大的歷史階段,最早人類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的背景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創新浪潮席卷歐洲,人們希望通過國家這種公權力來給予創新者一段時間的剛性保護,使他們獲得經濟利益,進而鼓勵他們繼續投入深度創新,也示范其它個人和組織加入創新者行列,從而構建起一個國家層面的保護創新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使得創新者得到好處,努力創新。

從世界歷史的發展實踐來看,這種制度對于先進國家的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達到了制度設計的目標,即:保護創新者的利益,讓創新者得到好處,讓更多的創新者愿意繼續投入創新。人類的所有實踐都證明,所有采取了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從最早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到西歐各國,再到后來的日本、韓國、再到今天的領先世界的美國,實證都表明,凡是采用了真正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無一例外,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因為采取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使得這個國家衰落,因此,我們可以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套科學的制度體系。

既然是科學的制度,我們要做的更多是要學習這個制度的靈魂,學習這個制度的根本,為我所有。這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第一個階段目標;從TRIPS協議開始,知識產權已不再僅僅只是單純的國家問題,它已經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和國家競爭力的新階段。我們看到世界三大貿易都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無論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還是TRIPS協議, 知識產權實際上已成為世界貿易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第二個發展階段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制度設計就充分的體現了這樣兩個階段的目標,美國的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更多的是保障實現第一階段的目標即保障本國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這一準司法機構更多的是保障第二階段目標即:保障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的(還有另外一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是保障美國在投資領域的全球競爭力)。

第三個發展階段是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 知識產權變成了世界的話語權和世界定價權基礎,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美國首先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鉆石的價格,然后歐洲就跟隨美國,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黃金的價格,而我們因為許多模糊的認識,就把自己的專利定位為蘿卜、白菜的價格,所以就知識產權的價格而言,當今的世界格局是:美國的專利是鉆石的價格,歐洲的專利是黃金的價格,而中國的專利是白菜、蘿卜的價格。例如,同樣都是3GPP的核心專利,憑什么會出現這種價格的巨大差距?我們能不能跟上這個世界的步伐?我們是不是真的應該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這一制度的靈魂?從中國的全球競爭力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基本制度體系。面對新時代,隨著我國產業規模和能力的持續提升,中國已經形成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的主戰場和核心力量, 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又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改變這一不公平的定價規則的歷史性機遇,我們應當從國家戰略層面有所作為。

第四,再說說中國的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系統建設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為止大約30多年時間,1982年第一部《商標法》,1985年第一部《專利法》 。通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形式上跟西方一樣的知識產權制度,這很不容易,也很偉大。但我們應該理解的是, 在八十年代我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的時候,是在一種外部壓力的環境之下開始的。當時,我們受到了雙重壓力,一是我國希望加入關貿總協定,即后來的WTO,二是中美進行著的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多輪知識產權談判,因外部環境一直都是西方公司壓著我們保護知識產權,而且當時中國的產業還處于百廢待興的起步階段,所以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和基本假設,就是主要知識產權是掌握在西方公司手中,保護知識產權可能更多的是保護了西方公司的利益,因此我們以應付的心態形式上給予保護,但不是從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發自內心的真正保護。

如果說當時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那么今天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這一關乎國家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首先,我們看一看不保護知識產權損害最大的是誰?其實不是外國公司,例如微軟,如果我們不保護它最大的損失充其量是中國市場的一部分利潤,動搖不了它的根基。因為它的源在美國,況且電腦都要大量預裝軟件,而這些預裝廠商是不敢侵權的。但是對于中國有希望的企業情況就不一樣了,例如,我國獨立應用型軟件行業全軍覆沒,除了有捆綁的軟件公司勉強活下來了,例如與硬件捆綁,與客戶捆綁。像文字處理等這樣的通用型軟件公司都存活不了,因為它投入資金開發的軟件,很快就被盜版復制,創造者沒得到回報,怎么還可能還有資金和能力去繼續投入創造,企業怎么能夠成長起來,因此,保護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國有希望的企業。剛性保護環境沒有形成,我們就不具備產生微軟這樣偉大公司的土壤。

第五,如果我們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從知識產權制度設計要實現的目標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范圍內各國對于知識產權制度設計需要實現的目標一致的認識是什么呢?就是剛才講的三個階段的目的。也就是 第一個目標是保護本國的公平競爭環境。怎么衡量是不是達到這個目標?很簡單。讓創造者得到好處,使得他們愿意深入投資開發,使侵權者受到足夠的懲罰,讓他們不敢做侵權的事情,從而形成一個真正保護創新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這就是第一目標是否實現的衡量標準。現在來看,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比較遠。第二個目標是保護本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全球競爭力,也可以表述為使國家在全球貿易中具有競爭力 。那么我們現在有沒有競爭力呢?衡量的標準也很簡單,如果一家美國公司用知識產權在美國起訴一家中國公司,而中國公司同樣用知識產權在中國起訴美國公司,如果兩個公司獲得了平等的地位,這就叫競爭力。以這個客觀標準來衡量我們是沒有競爭力的。再說說 第三個目標:在國際貿易中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事實上我國目前在知識產權國際貿易中是沒有正向的收入,只有大量的支出的,更別提定價權和話語權。

為什么我們沒有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目標呢?其核心原因是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力度太弱!據統計,在美國法院對一件侵權專利的平均判賠額是450-500萬美元,歐洲法院的判賠額略低些,也在同一個數量級水平,而中國法院對一件侵權專利的平均判賠額是8-15萬人民幣,有幾個數量級的差距。大家試想想,首先,一件侵權專利平均8-15萬的賠償額意味著就連申請專利和聘請律師的成本都不夠,又如何能起到激勵創新者的作用?侵權代價太低的后果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侵權的作用,市場就會出現劣幣驅良幣的現象,如何能構建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這第一個目標?其次,再看看國家競爭力,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用知識產權起訴中國公司,一件專利侵權它可以獲得450—500萬美金的賠償,而中國公司在中國起訴這家美國公司即使贏得訴訟,一件專利侵權只能獲8—15萬的人民幣的賠償,這樣我們國家怎么可能有全球競爭力?再次,從世界定價權來講,我們知道美國高通公司每年的專利許可收入是80-90億美元、IBM是20多億美元、微軟大致也是接近的水平,歐洲的愛立信每年的專利許可收入是10多億美元,諾基亞大致也是這個水平,這些歐美知識產權收入的基礎就是法院的判賠作為最后一道防線所支撐起來的,而在中國,幾乎沒有企業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得收益,更別說世界定價權和話語權了。因此,如果不解決司法判決的賠償額問題,將永遠也無法實現知識產權制度設計要實現的三大目標!

第六,具體談一談知識產權全球生態系統和國家生態建設。我們應當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系統建設,包括積極參與WIPO等知識產權國際體系,包括積極參與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活動、擁有話語權、并作出自己的貢獻,包括對國際標準必要專利在本國的實施進行管轄和審判,包括積極參與國際、多邊、雙邊的條約或協定,包括在知識產權審查和授權環節的國際協作和互相承認,也包括通過國內立法和司法做出符合世界潮流的決定以影響世界規則(用自己的行為結果來參與世界規則的制定,這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最擅長的,值得我們借鑒)。對于知識產權的國家生態系統建設它包含兩個方面。第一面就是公共權力。在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管理、保護、實施等各環節中,公共權力最重要或者最核心的責任是什么?就是保護,也可以說知識產權制度架構的核心基礎就是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因為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如果離開了公共權力的保護,它什么都不是,更無從談價值。我們知道專利是以充分公開為獲得權利的前提,查閱知識產權局公開文獻就可以知道詳細的技術信息,如果沒有公共權力的剛性保護,它就一文不值,同樣,商標權和版權/著作權是可以用很低廉的成本復制的,離開了公共權力的保護,它們都將一文不名。所以公共權力唯一最重要的責任就在于保護,當然還有一個國家局的專利審查,這是公共權力的另外一個責任,但是保護是最核心的。其他的環節,如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管理、實施更多的是權利人這一私權的責任。只要公共權力保護好了,權利人獲得了合理回報,形成氛圍,大家都會有動力趨之若鶩地去做,相反如果保護不利,權利人得不到合理的經濟利益,無論政府如何推動,企業是沒有動力去真正投入創新獲得知識產權的。

第七,國家各級政府以及司法、立法機構和產業界大家都在談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那么什么叫加強保護,其衡量標準是什么?其實很簡單,就是兩個標準,一個是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另一個是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保護門檻。而目前8-15萬的專利侵權的平均判賠額是不可能達到構建公平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具備國家競爭力的合理水平的。我們不能是有一個好的指導思想從戰略層面上說要加強保護,但具體在執行的戰術行為結果上又是幾乎沒有保護的。剛才講歐美公司為什么能從知識產權得到那么多的收益,核心就在于最后一道門檻。司法的判決就是最后一道門檻,它是衡量保護水平的終極衡量標準。因為如果權利人不能通過協商獲得收益,它就可以通過司法來獲得,這樣協商定價才有基礎、才有保障手段。總體來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使得判賠額不要那么低。至少與歐美相比不能是幾個數量級的差距(比如美國是450-500萬美金,我們能不能先到450-500萬人民幣,而不是8-15萬人民幣),這樣的話,我們才可能有一點競爭力。衡量保護水平的第二項,就是降低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保護門檻,這個門檻不能使權利人十分難以主張合法權益。這就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也是當前的主要矛盾和國家需要解決的重要的問題,無論從構建國內公平的市場競爭,還是從國家的競爭力角度,亦或是從國家的話語權、定價權這三個維度來看,我們都需要這樣一個剛性的保護環境,都需要在侵權的賠償額和嚴重侵權的刑事保護門檻上調整。

第八,對于商業組織而言知識產權的一切目的就是用市場化方式獲得經濟利益,無論是商標、專利、著作權等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都是如此,那么,怎樣來實現這種經濟利益?按照世界的普遍慣例,有三種通過市場實現經濟利益的途徑,第一種就是通過壟斷性產品經營權利間接獲得經濟利益,因為知識產權是排它性權利,權利人享有獨占使用的權利,沒有得到權利人許可,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使用,這種獨占使用的權利就可以產生高的產品附加值和知識產權溢價的經濟收入。第二種獲得經濟利益的方法是通過交換(交叉許可)實現產品銷售無障礙來間接獲得,例如工業標準行業的企業要全球化做生意,就一定要按照國際標準做產品,就需要用到國際標準中大量(如幾十個)的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的專利,如果單純地向這些權利人通過雙方談判去拿許可,則會承擔無法承受的成本,這時候為了取得全球經營產品的資格就必須使得這些權利人的產品也需要使用自己的專利,從而可以進行交叉許可,這就是知識產權的核保護能力,核保護能力就是保護自己的產品在全球市場經營時沒有知識產權障礙和不可見市場空間。通過獲得在全球賣產品的經營自由而獲得經濟利益。第三種獲得經濟利益的途徑是直接交易。利權人把自己的知識產權許可或轉讓給別人從而直接獲得許可或轉讓的收益,例如高通一年許可專利的收入是80-90億美元。同樣,微軟、IBM、諾基亞、愛立信等也都通過許可的方式獲得大量收入,而北電網絡在破產的時候6000多件專利轉讓出售賣了45億美金,大概每件專利75萬美金一件專利。摩托羅拉破產的時候轉讓其資產出售給谷歌,這個交易的金額是125億美金,除去29億美元轉賣給聯想的硬件資產和部分專利,其核心專利資產的出讓價是96億美元。因此,概而言之全球化企業開展知識產權工作的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從市場獲得經濟收益,沒有其他的。

第九,我前些年向國內大企業知識產權主管提出一個問題:各自列出自身企業申請專利最主要的三個目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第一個目的是為了獲得申請高新技術資質,第二個目的是為了獲得專利資助,第三個目的是完成領導交辦任務,還有一些更稀奇古怪的目的,比如說為了要上市估值、評職稱定、獲得項目等等。總的來看,我們國家大量的企業申請專利的目的不是通過從市場獲得經濟收入,似乎更多的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或國家的政策支持。基于這樣錯誤的目的來申請專利,其方向就會走偏,以這些目的獲得的知識產權是不可能具備從市場上獲得經濟利益的能力,更不可能從全球市場中獲得經濟利益的能力,其質量就十分令人堪憂。國家制定這些優惠政策的本來目的是良好的,是為了引導企業和個人去獲得有價值的知識產權,但我們要記住的是往往政府鼓勵什么就只能得到什么,別想得到更多的!我們不能把企業引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第十,我們當前的主要挑戰是什么?我們國家已經連續多年是全球專利申請第一大國、商標申請第一大國,我國去年的專利申請量是世界其它發達國家美、歐、日、韓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可是我們申請了那么多專利,卻沒有從市場上獲得收入,它的意義何在?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知識產權沒有轉化成收入和現金流,它其實就是成本,沒啥光榮的。我們知道一件中國專利整個生命周期的成本大約是10萬人民幣,在國外每一個國家注冊一件專利平均大約需要1萬美金,如果1件專利申請10個國家就得花費10萬美元,因此,如果我們這么大量的專利申請沒有通過市場獲得經濟回報,那對企業而言是多么沉重的負擔,如果這些專利申請的目的都是從國家財政獲得利益,對于國家而言這又會是多么沉重的負擔,這有什么值得光榮的呢?我們到了應該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第十一,從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的市場規模世界第一,我們的制造業GDP是美國和日本的總和,居世界第一,我們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無人可以撼動,我們其實具備了一個很好的位置。為什么這樣講?首先我們自己要有信心。按照世界專利價值的評判標準,一件專利價值的決定因素在于這件專利所覆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因為專利是一種地域性權利,中國專利就只能覆蓋中國的銷售和制造,美國專利也只能覆蓋美國的銷售和制造,這是以國家為維度的地域性的權利。這個權利的價值多大?決定因素是在于這個權利覆蓋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是多少。因此專利覆蓋的銷售和制造產品的總量是世界公認的價值評判的唯一標準。那么從世界專利價值的評判標準來看,中國專利的價值是世界第一的,為什么?因為中國跟歐美一樣是世界三大市場之一,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就很多,這些在中國市場銷售的產品都在中國專利的覆蓋之下,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歐美不具備的獨特優勢,那就是中國還是世界的制造中心,比如全球智能手機85%以上是在中國制造的,這85%在中國制造賣到全世界的手機都是在中國專利的覆蓋下,銷售加制造的總和中國最大,因此,中國專利的理論價值或者內在價值是世界第一。參加過國際知識產權許可談判的人都知道,我們在與國際公司談判議價時所談論的基礎就是我們的專利在哪些地域覆蓋你們多少銷售和制造產品的量,你們的專利在哪些地域覆蓋了我們多少銷售額和制造產品的量。誰應該向誰付錢的基礎是這個,雙方通過交叉許可可以沖抵的基礎也是這個。這是我們致勝的武器,也是一副好牌。但是我們現實的感覺是中國專利的價格很低,這又是為什么呢?因為專利在一個國家的價格是由這個國家法院的判賠決定的,我們國家平均每件侵權專利的法院判賠是8—15萬人民幣,這是我們知識產權價格低的根本原因。這就叫一副好牌讓我們打臭了,本來有一個價值連城的鉆石,我們自己把它定成了蘿卜白菜的價格。為什么法律判賠就成了現實定價的決定因素?因為法律是一個最后的保障手段,如果通過協商當事人不同意支付這個價格,權利人可以通過法院救濟拿到,知識產權這種無形財產是法律為基礎的,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線,實際上就決定了價格。使用人是不可能在協商的時候就同意支付比法院判賠更高的價格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專利的現實價格很低的根本原因,這也是因為我們觀念落后而產生的世界奇觀:一方面有最高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有最低的價格。所以 當前問題的核心在于我們能不能通過提高司法判賠使得我們知識產權價格逐步接近其應有的價值,實現價值回歸,從而重新構建起我國知識產權在全球的競爭力。

第十二,如果公共權力構建了一個良好的剛性保護環境后,作為私權的企業組織應該如何來實現知識產權的價值。知識產權要變成價值是通過上述三種市場途徑來獲得的,私權的重點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們可以看看全球的企業、商業組織他們是怎么做的?縱觀全世界通過市場將知識產權變現的實踐,在工業標準領域,大約90%的收入來源是通過標準必要專利來實現的。例如,高通、諾基亞、愛立信、微軟,這些公司都通過將國際主流技術標準(如3GPPIETFIEEEISO等)的必要專利許可給其它企業從而得到收益。因此, 標準必要專利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專利,我們要理解這一點。特別是要構建起我國企業在國際主流技術標準上掌握最有價值的標準必要專利的能力。而在非工業標準領域,主要的知識產權收入來源在于那些代表產業先進技術方向、具有重要使用價值和普遍被行業采用的技術方案,這也是我國企業需要構建的能力。

第十三,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在設立知識產權規則時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的,一方面為了吸引先進的企業把最好的技術貢獻給國際標準,引領國際標準朝先進的方向發展從而造福于人類,它首先是鼓勵的一面,這種鼓勵體現在國際標準的知識產權規約上,允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將自己的專利許可給任何需要使用的人,這就是FRAND原則,也就是國際標準組織給這些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開了一個獲得經濟利益的口,這就是國際標準組織鼓勵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國際標準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屬性,工業企業都必須按照統一的國際標準研發、生產和銷售產品,否則這些企業的產品就無法在市場上出售,因此,標準必要專利在獲得FRAND原則許可的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FRAND原則的義務,這就是有限制的一面,通過《反壟斷法》的約束,所以權利人不能過高收費、不能歧視、不能搭售等。應當注意到在全球范圍內,先進國家在討論標準必要專利的反壟斷約束時,對象都是國際標準的必要專利而不是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而且都是首先鼓勵、然后才有約束,是平衡的兩面。在標準必要專利的知識產權全球定價問題上世界的潮流是要做到四個有利于的平衡:即,有利于產業發展、有利于標準代表先進性方向、有利于鼓勵創新者持續投入創新、有利于所有消費者。要做到這種平衡則既不能采用過高的定價從而不利于產業發展、不利于消費者,如美國高通因為在無線通信領域定價太高,目前已經或者正在受到美國FTC、韓國KFTC、中國發改委、歐盟委員會等反壟斷機構的調查,同時蘋果公司也在全球范圍與高通進行反壟斷訴訟。要做到這種平衡也不能像目前這樣的不付費或過低定價從而不利于標準代表先進性方向、不利于鼓勵創新者持續投入創新,中國企業應該逐步培養起使用他人先進技術合理付費的思維,這樣才能贏得世界的尊重,才有可能真正參與全球主流市場的競爭,才會真正愿意投入深度創新從而取得領先,才可能贏得世界和未來。

第十四,我們國家最近好多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在如火如荼地熱議標準必要專利問題,包括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85條等也涉及相關內容,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我們針對的對象是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二是我們總是討論約束的一面而忘記了首先是鼓勵的一面。我們一定要理解制度的靈魂,否則任何一個方面極端化后就會搞錯方向。要知道國家標準的制定權是WTO允許的3個重要的非技術壁壘的權利之一,這是一個寶貴的權利,這就是為什么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用立法的形式去約束自己國家標準的必要專利權人。我們國家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第一,國際標準只是定出了知識產權規約和FRAND規則,至于權利人的許可行為是否符合FRAND規則是由各國司法機構來判斷的,是不是構成反壟斷問題也是由各國司法機構進行判斷的,國際標準組織不會進行判斷,因此中國當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司法機構對國際標準的必要專利在中國的履行實施管轄。第二,對國際主流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在中國實施時過高的許可收費和歧視等問題進行反壟斷審判。而國家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人更多的應該是鼓勵,鼓勵這些國內企業將先進的技術貢獻給國家標準,如何鼓勵,就是像國際標準組織那樣允許權利人通過許可獲得合理的經濟利益,實際上迄今為止我們國家的國家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還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收益,我們并不急于立法對這些對象實施過重的約束和限制。舉個例子,記得當初我們剛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西方公司憑借著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的必要專利來找我們收費,因為在第二代移動通信領域它們有許多國際標準必要專利,而我們沒有,我們當時唯一的能力是在中國國家標準的IUB接口中有幾件國家標準必要專利,我們因此才獲得了一點點交換能力,今天有許多中國企業只具備這樣一點能力,我們不應該自廢武功。

第十五,在世界范圍內,衡量一家企業的知識產權的競爭能力的標準是什么?分不同行業標準不一樣。對于工業標準行業,衡量一家公司的知識產權的競爭力就是兩個指標,第一個是在歐美中三地的授權專利的質量和數量,另一個是在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當中核心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美中三地的授權數量和質量 。對于非工業標準行業,基本也是這樣的邏輯,但是有一個變化,就是把可訴專利作為衡量標準。什么叫可訴專利?就是我們可以在中國、歐洲和美國提起訴訟并有很大可能性獲勝的專利。

第十六,過度片面地強調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對企業的全球化發展是有害的。因為我們的企業應該放眼全球,對于企業而言創新不是目的,狹隘的自主更不是目的,取得商業成功才是目的。我們更主張的是開放性的系統,在國際的主流技術標準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說移動通信的主流國際標準3GPP,因為主流的國際標準意味著主流的全球市場,這才是我們需要聚焦的發力點,唯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具備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參與全球市場的分配。我們不要忘記融入世界的重要性。由于國際主流技術標準組織的開放性、協商原則和投票機制,都決定了未來的世界競爭都會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合作協同、合縱連橫是未來的方向,我們的核心能力要發力在重要的世界潮流上擁有重要的話語權,而不是狹隘地自己搞一套自己的與世界不同的標準,這種所謂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在需要互聯互通的工業標準領域是沒有價值的,對國家、產業和企業的長遠發展是十分有害的。

第十七,企業應該構建起內生性知識產權的獲得的能力, 從微觀上說,申請專利要構建一個什么能力才能申請好的專利?專利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就像廚師炒菜,首先原料要好,也就是說創新成果和技術要好,其次是廚師的烹飪手藝要好,也就是把好的發明創造、創新技術轉變成法律權利的功夫要好,寫出來的法律文件要好。所以高質量的專利需要有打造高質量能力的體系,包括研發創新能力和打造高質量的作業流程和組織體系,這套硬實力才是基礎,要構建這樣的大質量體系。

第十八,國內目前對于專利價值還有一個誤區就是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是否在產品中實施專利技術了,其實如果一個專利別人都不感興趣,只有自己用,那么這個專利是沒有價值的,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是別人很想用又不能用,還有一個別人很想用,我可以拿來跟人家交換,所以專利的價值不在于自己用不用,而在于別人用不用或者別人想不想用,所以 專利的價值往往體現在是否能套住競爭對手 。此外,專利的價值與技術的復雜程度往往沒有必然的聯系, 有價值的專利往往是那些容易被普遍采用的簡單技術 ,大家一談專利往往認為一定是要高深的發明,但實際上只要是創新,能產生使用價值,被普遍使用,就很有價值。

第十九,當前隨著數字化轉型、全連接世界和各種新材料、新技術的發展,新一輪的技術浪潮正在席卷全球,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新材料、安全等等,國際公司也正在對這些新領域的知識產權進行全球布局,由于市場規模的巨大優勢,在這樣一個新時代我國有可能在這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取得優勢,當然前提是我們自身內功的能力積累、全球化視野和布局能力。

第二十,從全球范圍來看, 知識產權往往也是產業整合的工具, 因為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創意,優勢企業就能夠得以發展起來,不會受到同質化低價競爭之苦,在本土的大市場中獲得足夠的收入和盈利以后,持續投入研發創新和能力積累,從而具備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能力,每一個行業都有幾千家同質化低價競爭的企業的模式不是世界潮流,也不可能有全球競爭力,行業的聚集程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全球競爭力的一項標準。知識產權是一種保護先進的制度,實際上也是產業整合的工具,保護創造者的結果就是領先的人會不斷地向前發展,然后不斷地整合行業落后的,然后去占領世界市場。

我們只有建立起這樣一個保護先進的制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為人類多做貢獻,從而使我們偉大的祖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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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6月19日,馬來西亞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宣布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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